【耒阳故事】罗家巷和《更生论》
文：蔡德初
南正街通向老“人民电影院”，即今第一农贸市场的巷子，叫罗家巷。巷内原有罗氏宗祠（老祠、后移八角亭边东马路），故名罗家巷。
罗姓是耒阳本地之土著姓氏。我们说的“土著姓氏”是指汉代至晋代时耒阳就有的姓氏。
就笔者所掌握的文字和实物史料，耒阳土著姓氏至少有：谷姓（谷朗碑、《后汉书、蛮夷传》）、蒋姓（《后汉书、卫飒传》）、邓姓（夏塘镇乌珠岭出土之“邓功万世酒樽”及“邓儿榔下”滑石质砖二件文物证）、程姓（“晋故曹夫人碑云：晋故耒阳东乡敖里程氏命……”）、胡姓（《后汉书·窦武传》所言“胡腾”）、以及罗姓。这些姓氏，都可在光绪《耒阳县志》找到相关记载。后汉蔡伦虽是耒阳人，但其后代在今陕西省龙亭铺蔡伦原封地。今耒阳新市镇水西和大市排一、集中村所住蔡姓的祖先，是南宋初由河上蔡丘人湖南攸县，元末时由攸县迁入的。故耒阳今蔡姓不是土著姓氏。
罗姓为耒阳的土著姓氏，见之于《湖南通志》及光绪《耒阳县志·人物》二书中记载耒阳在汉代时有个叫罗陵果的人，为郡姓汲的府君辩冤，被“掠拷惨加五毒”，宁被“授刀截舌”献之朝廷，群公认为他很义气，终于使汲府君雪冤。事虽感人，但《汉书》无记载，无法论证。
罗姓最可信之先人当首推罗含，罗含正史有传。《晋书·卷九十二·艺文·罗含》对罗含作了较详细记载，罗含（292~372年），字君章，号富和，桂阳耒阳（今湖南省耒阳市）人。曾祖罗彦，蜀建兴时（蜀刘禅年号，223~237年）任临海（今浙江省临海市东一百十五里）太守。父罗绥，字景南，蜀汉延禧（刘禅年号，236~257年）时任荥阳（令河南省荥阳市）太守。
罗含二十岁时，湘州州官三次征辟他做幕僚，罗含拒绝不去。新淦（gan或han）人杨羡做湘州州将，推荐罗含作州将主簿（职掌典领文书簿籍，经办事务。虽非椽吏之首，然地位较高。东晋诸公及州、郡、县均置主簿）。罗含再三推辞，杨羡一再招荐，没有办法罗含方就职，待杨羡不任州将后，罗含也去职，并送杨羡回新淦老家。新淦曾是罗绥早年任县宰的县，老百姓听说老县宰的儿子到了新淦，送了罗含很多钱物，罗含无法辞退。到了返回耒阳时，罗含将新淦官民所赠财物，全数封留，空手回耒阳，这件事让人叹服，都觉得罗含不是贪财之人。
后来，罗含还担任了桂阳郡功曹（郡府椽吏，职掌选举，兼诸曹事务。秩百石）江夏郡从事，（椽吏、后改名为参军，秩亦百石）。江夏郡太守谢尚与罗含为朋友之交，并不把他作下级看待，称赞罗含是“湘中琳琅”。不久，罗含被荆州刺史庚亮调到荆州任州主簿官。永和元(345)年，桓温任荆州刺史，安西将军。罗含转安西将军府任征西参军（征西将军是桓温幕僚，协助治理府事、参谋军务，为诸曹长官）。桓温与谢尚不和，罗含机智地调和二人之矛盾，桓温也没有追责罗含。后罗含还被桓温任为州别驾（别驾又名别驾从事。刺史到其辖郡视察，罗含跟从，另坐传车，故称别驾。秩百石。秩虽轻，职却重，有“其任刺史之半”，与治中从事同为州之上佐，州事无所不统管）。
在荆州任职期间，因荆州城内喧嚣嘈杂，罗含就在荆州城西一个河边小洲上，自建一间茅屋，砍树为床，织芦为席，穿粗布衣服，吃蔬菜粗饭，安静平淡地过日子。
人云罗含是“荆州之材”，桓温说：“罗含是江左之秀，岂单单荆楚而已”。（江左一名，是当时南朝人未称东晋王朝为江左）。可见桓温对罗含之器重。罗含后调任晋王朝中央尚书台任尚书郎，负责启封百官章奏，面奏皇帝，并解决皇帝质疑，皇帝成命亦经其代拟诏令下达。秩四百石。在尚书台任尚书郎一年满，即升为尚书郎中，满三年即升为侍中，秩虽轻而职权重，升迁较快。但桓温重视罗含，又把罗含调回荆州任征西户曹参军，为其掌管民户、祠祀、农桑等事务。不久升罗含任宜都郡太守（太守为一郡长官，秩二千石）。升平四(360)年桓温被封为南郡公，又援引罗含为郎中令，待从其左右，戌卫南郡公宫，管领诸大夫、郎官等，职位甚重。后征为正员郎（职不明、无考）累迁至散骑常侍，侍从皇帝左右，谏争得失，参掌机密，为皇帝草诏出令。选望甚重，位三品，秩比二千石。不久，罗含又任侍中官，为门下省长官，除侍从皇帝左右外，兼掌出纳玺封诏奏，有封驳权，参预机密政务，上亲皇帝，下接百官，官显职重，时号“门下”或以宰相目之。之后，罗含又转为廷尉（为中央最高司法审判机关长官，九卿之一。秩中二千石，三品官）。后放外，为长沙王国丞相，掌辅导、匡正、监督长沙王，有谏诤举奏之责。最后因年老致仕，加官中散大夫（无职事养老之官）。
《晋书·罗含传》还记载了三件耐人寻味之事。
其一：罗含因父母早逝，由叔母抚养大。有一天罗含白天睡觉，醒来后对叔母说，自己梦见一只文彩非常漂亮的鸟，飞到口里去了。叔母说：你以后一定会写文章。
其二：罗含做官时，他的官舍会总有一只白色的雀鸟，栖息在屋堂上。
其三：罗含致仕回到耒阳家里，家中院子和台阶突然开放长出的兰草花和菊花。人认为是罗含德行好，才出现的吉象（兰花是春季开的花，菊花是秋天开的花）。
罗含死时七十七岁，葬耒阳大义乡五雷山。一生曾著《湘中山水记》，简称《湘中记》，是罗含最有名的著作，《湘中记》虽然在明代就已经失传，但从《水经注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广记》及很多地方志书中，遗留下来的《湘中记》文来看，罗含是个地理学家，是个文学家确不逊色，难怪编写《晋书》之人，将罗含列传人《文苑》传人之中。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山水文学史中，在中国地理学史中，民族学史中以及中国方志学、历史学中，罗含是值得大书一笔的。
关于罗含之《更生论》一文，从文体看，亦符合刘勰对论说文之定义：“论也者，弥论群言，而研精一理者也。”是说所谓论说文，就是概括各种言论、意见，精密地研求出一个道理来。我说《更生论》是罗含读《庄子》，以及向秀注译的《庄子》的读书心得。
说他是读书心得的缘由，其一是：罗含自己在文中开头就说：“善哉！向生之言。”翻译成今天的语意是说“精妙啊！”“向先生说的道理。”这就已经明白告知我们，罗含是读了向生（向秀）的注译《庄子》，觉得很有道理才发出感叹，从而引出论点——更生论的。
我为什么说“向生”是指向秀呢？因为“生”字在汉魏晋前，是对那些有才学、有德行的读书人的尊称。《史记·索隐》云：“生”、“亦”、“先生”省字呼之耳。“向”指向姓。“向生”指向秀，罗含之前的向姓人，且与《庄子》一书有关的“向生”，只有向秀。据《晋书·向秀使》载：向秀，怀（今河南省武陟<音zhi或de>县西南）人，字子期。清悟有远识，少为同郡（河内即今河南洛阳郡）山涛所知。雅好老庄之学，注《庄子》，妙行奇致，大畅玄风，唯《秋水》、《至乐》二篇末竞（未完成）而卒。或云郭象之注《庄子》，大半窃自向秀。秀素与嵇康、吕安友善。嵇康被杀，乃作《思旧赋》以哀之。后为黄门侍郎，散骑常侍，在朝不任职，容迹（安身）而已。卒于任。
其二：从罗含的《更生论》内容来看，完全是读向秀注《庄子》及《庄子》书中内容。
就“更生”一词来看，就是出自《庄子》。《庄子》外篇《达生》篇云：“夫欲免为形者，莫如弃世。弃世则无累，无累则正平，正平则与彼更生，更生则几矣。”意思是说，想有作为养形的人，牵无过乎抛弃世间分解的事，抛弃了世间与养形无关的分外事，就没有了忧虑的牵累，无忧累就合于正真平等的道，合于正真平等的道，就会深思于日新的变化，所以能穷尽道的玄妙。其中“更生”之词，是指日日变更而新意思。罗含《更生论》中“变生”是指人的生命由生到死，又由死到生，永无穷尽地轮环下去。“更生”一词是出自《庄子》。
《更生论》中很多语言相似于《庄子》或向秀、郭象二人所著《注庄子》。
如“天者何？万物之总名。人者何？天中之一物。”而《庄子·达生》篇说：“天地者，万物之父母也。”。(疏)：“夫天者，万物之总名，自然之别称。”。又如《更生论》说：“神之与质，自然之偶也，偶有离合，死生之变也。质有聚散，往复之势也。”《庄子》云：“察其始……杂乎芒芴之间，变而有气，气变而有形，形变而有生，今又复而之死，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。”。罗含之生死说，完全是对《庄子》说的注释和体会。《庄子》还说：“生也死之德，死也生之始。熟知其纪？人之生，气之聚也，聚则为生，散则为死。若死生为徒，吾又何患！”更可看出罗含思想之痕迹了。综上所述，可见罗含《更生论》仅是一篇读书心得的哲学著作而已。
那么罗含为什么要写这种作品呢？我认为：一是时代使然。罗含所处时代，是一个战乱时代。自司马炎取代曹氏魏政权，建立西晋政权(265年)后，不久就发生了“八王之乱”，接着就又是内地少数民族割据政权，随即又发生“永嘉之乱”，匈奴刘渊、刘聪父子与王弥攻打洛阳，西晋专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忧惧而死，西晋主力被刘聪部将石勒消灭，不久，洛阳被刘聪攻破，西晋怀帝被俘杀。第二年（316年）西晋灭亡。北方分裂，相继建立许多割据政权，史称“五胡十六国”。整个西晋五十二年中，几乎未安静过几年。在长江南的东晋政权，首先是王敦握重兵欲专权，引起东晋元帝司马睿不满，王敦起兵攻杀刁协、戴渊后，进入都城建康，自命为宰相，并且要自立为皇帝，遭到大臣反对，王敦及其党羽好不容易被平息下去。晋元帝之后是晋明帝，晋明帝登位后仅三年就病死了，其子司马衍仅5岁是为晋成帝。不久，发生了苏俊、祖约之乱，后虽被庾亮、陶侃镇压下去，但又形成庾亮与王导两派之争端。王导、庾亮死之后，东晋内争平息一段时期。又有恒温的三次北伐战争。总之，从西晋到东晋，罗含所生活的年代，内争外战战事不断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在知识阶层就产生了各种复杂的思想。
二是社会长期的动乱，迫使一些统治阶级人士去寻找新的理论武器来维护政局的稳定。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研究道、佛二家，于是有的就研究起“玄学”来，企图用中国本土知识来解释外来佛教。罗含就是想用老庄等玄学思想来解释佛教的生死观。魏晋时期把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易》称为“三玄”。当时，佛教传人中国已百余两百年，佛教的“生死轮回”说流传非常广泛，很多人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寄托，以逃避战乱带来的灾难。统治阶级也希望政权的稳定，希望人民不要反抗他的统治。一些知识分子积极为统治阶层寻找理论依据。
罗含之《更生论》就是魏晋南北朝时，实行“九品中正制”的理论依据。这里有必要向读者介绍一下“九品中正制”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。
汉代的察举征辟用人制度至汉末时，已彻底腐败，成为弊病。曹操曾先后三次下“求贤令”企图建立新的文官选举制度。直到魏文帝曹丕黄初元(220)年，才推行由史部尚书陈群制定的“九品中正制”。
所谓“九品”包括“乡品”和“官品”，它是选举人才的基础。“品”即等级，把人才按世、状、品三者定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每等又分为上，中，下三品，即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、中上品、中中品、中下品、下上品、下中品、下下品等九个品级。所谓“世”又称簿世，即家世，家世之尊卑与品第相应，即望族其品必高，庶族则其品必低，重门第家世。
所谓“状”即是论才能表现。所谓“品”指的是依据世、状基础评出的基层意见品第。
所谓“中正”，即负责选举的程序，九品第等的评定，是通过中正官来完成的，郡及州都设有中正官，郡中正（谷朗就曾任此官职）是小中正，州中正称大中正，中央有司徒、司徒上有吏部尚书。郡、州中正、司徒、吏部等四层机构是“九品中正制的执行机构。”首先由郡中正按世、状、品标准，先对选拔人材进行评定，作出乡评，报册州中正，为九品评定之基础。州中正进行“州议”，即审核郡的品第评议。州大中正一般由中央官兼任，具有评议和决断权。州议后，再报汇司徒审察，司徒府是由司徒左长史主管。司徒府审议后，再由吏部尚书审决，最后授给官职。
九品中正制重门阀家世，轻才德实践的选人材法，同时小、大中正及司徒府官等都是由势族把持，因此造成官风败坏，这是魏晋南北朝政治混乱的原因之一。
为什么说《更生论》是罗含为九品中正制找的理论根据呢？
第一，罗含认为物各有“天性”，即由“天”（道）决定物之个性。罗含《更生论》说：“是则人有定数，彼我有成分。有不可灭而为无，彼不得化而为我。”这种“天性”是固定不变的。
第二，罗含与庄子、向秀一样，认为物体的运动发展形式，是循环成环形运动，周而复始的，不会发生变“性”。《更生论》说：“聚散显隐，环转于无穷之途。贤愚寿夭，还复其物。自然贯次，毫分不差。”连人的聪明还是愚蠢，长寿短命，都是前生决定的，永无变差。
第三，既然物有固定的“天性”，并且这种“天性”是不变的，人是万物中的一种，当然也有固定不变的“天性”。《更生论》云：“人各自其本，祖宗有序，本技百世，不失其旧。”
第四，罗含认为人是由“神”与“质”二者结合而生的，人死是二者的分离，但分离了还会聚合而再生，再生之人与死前之人还是一样的人，还是有相同“天性”之人，而且其生死也是环形运动永不变的。《更生论》云：“神之与质，自然之偶也，偶有离合，死生之变也。”又云：“又神质冥期，符契自合，世皆悲合之必离，……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。”
前已介绍九品中正制的选拔人材的政策，就是重门阀家世的政策，而掌握这种政策的大小中正官，司徒左长史及吏部尚书，都是由世家望族选出来的，他们选出来的人材，当然会是“上品无寒族，下品无世家”。如果按中国文革极左语言“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儿打地洞”来形容九品中正制，是再切贴不过了。
因此说罗含的《更生论》，就是九品中正制的理论依据，罗含从理论上说明了九品中正制的合理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