菊花(唐代:李商隐)

 

 

暗暗淡淡紫,融融冶冶黄。陶令篱边色,罗含宅里香。几时禁重露,实是怯残阳。愿泛金鹦鹉,升君白玉堂。

陶令篱边色,罗含宅里香。

菊花(唐代:李商隐)

 

 

暗暗淡淡紫,融融冶冶黄。陶令篱边色,罗含宅里香。几时禁重露,实是怯残阳。愿泛金鹦鹉,升君白玉堂。

陶令篱边色,罗含宅里香。

【纸都俊杰】东晋第一才子——耒阳罗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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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纸都俊杰】东晋第一才子——耒阳罗含

 

耒阳蔡伦文化林 2016-07-12

编者按:

穿越千年的风霜,东晋第一才子罗含的才情和形象,第一次完整而又立体地展现在他的后人面前。

近年来,我市市委宣传部别开生面,邀请知名学者开讲“杜陵书院大讲坛”,市民深受启迪和教育。国内知名古文学研究的中青年专家、全国研究罗含权威专家之一鲍远航教授,用他厚实的文史功底、平实风趣的语言,将生卒于耒阳的伟大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、地理学家罗含的个性、生平和成就,生动地描绘了出来。今天,本刊将特载鲍远航对罗含的解读。

真正的人格光辉永不黯灭,真正的思想真理永恒流传。瞻仰过这些伟大先哲,我们为生在这片土地更自豪,对未来的发展也更自信。

当之无愧的东晋第一才子

罗含,字君章。生于西晋惠帝元康二年(公元292年),卒于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(公元372年)。

罗含是一个思想家、哲学家。他的《更生论》是古代湖南最早的哲学著作,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,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思想交锋,被时人称为“括囊变化,穷极聚散”的佳作。

罗含是一个文学家、地理学家。他的《湘中记》(又称《湘中山水记》)三卷,是东晋地记的早期代表作,详细记述了湖南的山川、特产、民俗、古迹等,成为后世修志的范本。特别是其中的山水描写,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开创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。

罗含也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洞察力。罗含任过征西参军等军职,在太和四年(369年),罗含为侍中,还尝奉帝命到山阳去犒劳桓温的北伐军队。(事见《晋书·桓温传》卷九十八)  再者,在“天下多故,名士少有全者”的晋朝,能够周旋于险象环生的各派政治势力之间,风雨不惊,从容致仕,告老还乡,长寿而终,不能不说罗含具有过人的政治智慧。

庾亮掌权时,以罗含为江夏从事。太守谢尚称赞罗含,比喻他是“湘中之琳琅”。 琳琅,就是精美的珠玉。后来,桓温取代庾氏而为荆州刺史,更是在一次与僚属宴会上,当众赞赏罗含不但是“荆楚之材”,还是“江左之秀”,还上表朝廷,升罗含为宜都太守。庾亮、桓温、谢尚本来属于不同的势力集团,彼此间水火不容,但他们对罗含的赏识却不谋而合,这足以说明罗含是确确实实的“江左之秀”,是当时东晋的第一才子。

把罗含称为东晋第一才子并非名过其实。东晋政权建立后,当时中原的一些高门如太原王氏、琅邪王氏、诸葛氏、济阳江氏等大族都来到江南。这些家族在中原时就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,也是当时在学术和文艺上影响最大的家族。因此当时较著名的经学家、清谈家和文人仍多为北人。东晋时代学者和文人中,祖籍在长江中流而又久居的文人大约只有耒阳的罗含。

罗含其人其文,在唐代也有很大的影响。比如盛唐诗人杜甫《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,喜寄三首》诗云:“庾信罗含俱有宅,春来秋去作谁家。短墙若在从残草,乔木如存可假花。”把罗含与庾信并称。庾信是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,杜甫对庾信的评价很高,说:“庾信文章老更成,凌云健笔意纵横”(《戏为六绝句》)、“庾信平生最萧瑟,暮年诗赋动江关”(《咏怀古迹》)。并称罗含与庾信,可见罗含在杜甫心目中的地位。

中唐诗人刘禹锡《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…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》诗云:“茅岭潜相应,橘洲傍可指。郭璞验幽经,罗含著前纪。”是把罗含与郭璞并提。郭璞,字景纯,西晋著名学者,既是文学家和训诂学家,又是中国风水学鼻祖。郭璞与罗含也确有一些相似点。郭璞以写游仙诗著称,罗含则有《湘中山水记》传世;郭璞是知命之人,罗含也写《更生论》探讨人生玄理。

晚唐诗人李商隐《菊》诗:“陶令篱边色,罗含宅里香”。“罗含宅”是出自《晋书》的一个典故。《晋书罗含传》中说,罗含在官舍时,有一天,一群白雀栖集堂宇。回到家乡耒阳后,一天阶庭上的兰花、菊花竞相开放,满堂馨香。人们都说,这是有德行的人对天地的感应,是吉祥的兆象。所以,李商隐把罗含和同样喜欢菊花的晋末诗人陶渊明并提。这样说,是有道理的。罗含是中国山水散文的创作先驱,陶渊明是山水田园诗歌的鼻祖;罗含有哲学名作《更生论》传世,陶渊明也有《形影神赠答诗》谈人生哲理;罗含和陶渊明都以自己的高尚的人格风范,受到后世的景仰。所以,我们可以认为:罗含是东晋第一个才子,陶渊明是东晋最后的才子。他们都以自己的品德、思想和才具,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。

杜甫、刘禹锡、李商隐这些唐代诗人们把罗含同庾信、郭璞、陶渊明并列,可见罗含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。

世人传颂的道德楷模

罗含去世的时候,正是桓温图谋篡位,东晋政权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。就在东晋的权要们你方唱罢我登场,争权夺势,各不相让的时候,罗含却保持了淡泊平静的心态和清正廉洁的节操。

他不恋权。罗含二十岁后,州里三次授予官职,他都没有接受。后来,有个叫杨羡的人,到耒阳来做州将。杨羡是豫章郡新淦县人,由于罗含的父亲罗绥在新淦做过官,有很大的政绩,非常受新淦人的拥戴,所以杨羡这次到罗含的家乡来任职,就请罗含来出任主簿,可罗含“傲然不顾”,不予理睬。后来,杨羡不停地去聘请,罗含实在不好推脱了,才勉强上任。罗含年老后,主动请求退休。那时,正是最为看重罗含、视罗含为心腹的桓温总揽东晋朝政,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。就是这个时候,罗含提出退休,罗含不恋权。

他不贪钱。罗含有一次到新淦县去,新淦的百姓听说罗绥的儿子罗含到了,就纷纷送东西给他。罗含感到盛情难却,只好将礼品收下。在离开新淦时,却把礼品封置起来,并未带走。于是,远近百姓都非常推崇佩服罗含的品德。 罗含做官时,生活特别简朴。在荆州任别驾时,嫌官衙内太吵闹,就在城西郊的小洲上盖了一所茅屋,伐木做床,编苇为席,穿着平常的衣服,吃着自己种的蔬菜。要为样简陋的条件居住,罗含却不以为苦,生活得有滋有味。罗含的这个做法,深得后人钦佩。

他重友情。永和四年(348年),桓温为荆州刺吏,加征西大将军,罗含也升为征西参军。《世说新语》讲了这样一件事:桓温想检劾他的政治对手之一谢尚,就派罗含去江夏郡搜集太守谢尚的过错。罗含到了谢尚那里,也不过问郡中事, 好象是来做客,每天只是与谢尚饮酒谈天。谢尚也是名士,这样的气质秉性当然很与罗含投合。所以,他到了谢尚那里,喝了几天酒,就回来了。桓温问罗含搜集到什么情况?罗含却反问桓温说:“您觉得谢尚这人怎么样?”桓温说:“比我强。”罗含于是说:“谢尚既然胜过你,怎么能说你的坏话?”罗含巧妙地保护了谢尚,缓和了两大势力的矛盾。

罗含不恋权,不贪钱,不畏势,重友情,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。

《更生论》:闪光的唯物辩证哲学

 除了罗含对于后世的道德楷模作用外,罗含的文化影响更集中地体现于他的哲学思想文学贡献上。

罗含的《更生论》,阐述了万物更生的原则,规律及其性质。虽然《更生论》全文仅392个字,但内容和意义都十分深刻。凡是研究佛教、哲学的著作,都提到罗含的《更生论》,可见《更生论》之受重视。那么,《更生论》到底阐述了哪些观点?

物质的观点。《更生论》从玄学崇有思想出发,指出天是万物之总和。《更生论》指出:“天者何?万物之总名。人者何?天中之一物。”强调天是万物之和,而不是“虚无”,是一种可以感知的物质。人也是天中一物,从而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尊严。罗含强调天是万物之和,明确表明天是物质的,是现实存在的。在当时,承认天是物质的,人是天中一物,是一种大胆的、进步的思想,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。

发展的观点。《更生论》提出:“今万物有数,而天地无穷。然则无穷之变,未始出于万物。万物不更生,则天地有终矣。天地不为有终,则更生可知矣。”罗含的这个观点与形而上学者的看法大相径庭。形而上学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宣称“万物皆备于我” (《孟子尽心》),精神凌驾于物质之上,而且物质是静止不动、永远不变的。罗含则认为“万物有数,天地无穷”, 即认为“天地”是根本、是本原、是主体。这里的“更生”,意思是“新生,重新获得生命”的意思,不同于佛教所讲的“涅槃”,佛教所讲的“涅槃”是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后才能得以更美好的重生。但这里的“更生”,不讲报应,不会让人们对来世感到恐惧,因而是从容的,自然的。《更生论》阐述了“更生”是自然变化的规律,有花开就有花落,有日出就有日落,人或动物有死就有生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,其所显示的,正是一种变化的观点、发展的观点。这是辩证法思想的体现,是罗含哲学思想的闪光之处。

《更生论》阐述了更生的原则:有“本”。《更生论》说:“圣人作《易》,已备其极:‘穷神知化,穷理尽性’。苟神可穷,有形者不得无数。是则,人物有定数,彼我有成分,有不可灭而为无,彼不得化而为我。聚散隐显,环转于无穷之途;贤愚寿夭,还复其物,自然相次,毫分不差。”罗含从《周易》的“穷神知化”推出,神是可以穷尽的,那么形也只能是有一定的数量。既然人与物都有一定的数量,而且万物都各具自己的“成分”,即有一定的质的规定性,那么,万物之间就不能互化。而且,它们之间的变化、“更生”,也是有规律可循的,“自然相次,毫分不差”,而不是混杂无章的。所以罗含接着说:“天地虽大,浑而不乱;万物虽众,区已别矣。各自其本,祖宗有序,本支百世,不失其旧。”罗含还说“人物变化,各有其性。性有本分,故复有常物。”在罗含看来,万物有“本”,即万物各有其性质、差别和特点。既然如此,那么,更生之后,仍然是不失其旧,所以更生之后仍然是原物。

“神不灭”的观点。我们在研究《更生论》时,也不必讳言罗含所秉持的“神不灭”的观点。他的“神不灭”的思想,自然不能为我们今人所接受。但我们实在不能责难古人,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,人们普遍相信妖仙鬼神。东汉明帝时,小乘佛教传入中国,宣扬人死精神不死,强调因果报应、转世轮回等,这些因素造成了六朝“多鬼神志怪之书”。罗含的《更生论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,其“神不灭”思想无可厚非。而且,需要注意的是:罗含第一个明确地指出人死后,神是不灭不变的,这个神是自我之神,其更生是自我之神在轮回更生。罗含的这个观点,遭到了与其同时的另一位哲学家孙盛的反对,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意义深远的“神灭”与“神不灭”的大论争。这场论争本身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。正是这场论争,开启了“神灭”与“神不灭”的大讨论。刘宋时的宗炳与何承天,齐梁时的范缜与梁武帝,都参与到论争中来。他们或以“火之传于薪”做比喻,或以“刃之与利”为比喻,彼此辩难,通过论争提高了思辩水平,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。(待续)

2019年5月7日 08: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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